张氏太皇太后要杀王振的事情发生在去年宫宴结束后，当时惊动了京城，给了王振沉重打击，可惜李云天错过了这场好戏。
本来，张氏太皇太后并不想把事情闹得这么大，再怎么说王振也是正统帝的心腹，俗话说打狗看主人，她怎么也得给正统帝留几分面子，毕竟正统帝才是天子，大明的主人。
值得一提的是，张氏太皇太后虽然代替了正统帝秉政并不处理国家政务，将政务交给了朝廷的文武官员去处理，忠实地秉承了明太祖订下的后宫和外戚不得干政的祖训，放眼中华上下两千年，恐怕中国封建王朝中也只有明朝没有后宫专权外戚乱政的事情发生。
可王振实在是太过张扬，这使得张氏太皇太后心生警惕，她在世的时候能镇住王振，可一旦去世的话恐怕内廷就要趁机做大，这可不是她所希望看见的事情。
其实，张氏太皇太后希望李云天在京城多留些时日，是想李云天教授给正统帝驭下之策，使得正统帝可以像宣德帝一样将那些宦官掌控在手心，维持朝堂之上的均势。
可惜的是李云天实在是太忙了，根本就没有多少时间留在京城，这也是张氏太皇太后欣赏李云天的地方，不像京城别的高官显贵那样一直在京城里窝着想着如何讨她和正统帝的欢心，再不然就是在官场上尔虞我诈，党同伐异。
毕竟，张氏太皇太后已经年过六旬，这在古代可谓是高龄老人，健康江河日下，考虑到正统帝年幼，她不得不未雨绸缪提前做准备，即便是杀不了王振也要让他记住这个教训。
不得不说，王振心机深沉非常有手段，虽然没在司礼监任职但是却能越过司礼监的掌印太监金英来介入“批红”事宜。
司礼监的几个秉笔太监都跟王振和宋大山走得非常近，谁都知道两人将来会执掌司礼监，所以现在肯定要打好关系，免得届时被排挤。
说起来，王振和宋大山的官职在宦官中只是中上水平，两人现在担任御马监的左右少监，是从四品的官职，上面还有正四品的御马监太监。
但从权力上而言，王振和宋大山足以跟司礼监掌印太监金英相提并论，宫里面的宦官超过一半投靠了两人，其中司礼监秉笔太监的投靠显得尤为重要。
毫无疑问，司礼监是内廷衙门中最重要的一个，不仅总管着宫中的宦官事务，还提督东厂等特务机构，替皇帝掌管着内外的一切章奏和文件，代传皇帝谕旨等。
由于司礼监的重要，故而司礼监的掌印太监和秉笔太监都由皇帝的心腹宦官担任。
当大明的“票拟”制度形成后，皇帝对大臣们上奏的奏章的意见由司礼监秉笔太监用红笔批写在奏章上，再由掌印太监在上面用印，称为“批红”，然后再交内阁撰拟诏谕颁发。
实际上，由此一来司礼监的太监们就掌握了“批红”大权，成为了皇帝的代言人。
纵观大明历史，大明自宣德帝以后的朝堂政务基本上都由宦官集团和文官集团处理，这样的话大大减轻了皇帝的负担，省得皇帝与那些文官集团勾心斗角。
因为宦官成天在皇帝旁边，故而清楚皇帝的喜好，善于察言观色以迎合皇帝，又常常利用皇帝深居简出和外廷官接触少的特点欺上瞒下、假传谕旨或歪曲篡改谕旨，成为宦官日后擅权的重要原因，同时也使得他们足以与强大的文官集团对抗。
虽然王振和宋大山深得正统帝的喜爱，但正统帝毕竟年幼无法主政，朝廷大事由张氏太皇太后垂拱而治，而张氏太皇太后不仅信任李云天、张辅和杨士奇等朝廷文武权贵，同时也重用了金英等内廷权宦。
由于李云天、张辅、杨士奇和金英等人都是前朝的元老，在朝廷和内廷的威望很高，王振自知难与匹敌所以还不敢放肆以免惹祸上身，暗中等待时机来攥取权力。
因此，正统帝登基后王振对张氏太皇太后和朝中文武重臣百般殷勤，毕恭毕敬，极尽谄媚之能事，装出一副知节明义、一心为国的架势以获得众人的好感。
有一件事情足以表明王振的奸诈，正统帝曾经与小宦官在御花园里击球玩耍，王振事后趁着朝中文武重臣被召来宫中议事的时机当着众人的面跪奏正统帝，恳请正统帝以江山社稷为重，勿要醉心于玩乐。
现场的文武权贵对此是深受感动，纷纷慨叹王振一个宦官也能忧国忧民，实在是一名忠心的臣子。
李云天当时也在现场，闻之不由得感到有些好笑，他很清楚那几名与正统帝玩球的小宦官是王振安排的，其目的是迎合正统帝的喜好，毕竟正统帝只是一名少年而已，自然有着爱玩的天性。
与此同时，李云天也敏锐地注意到了，躬身立在正统帝一侧的金英嘴角流露出一丝不屑的神色，很显然他也清楚内情知道王振的虚伪。
值得一提的是，正统帝登基后，王振每次到内阁传达皇帝的旨意都是一副恭敬的模样，站在门外不进入阁内，以免耽误了内阁的事务。
王振此举无疑迷惑住了内阁包括杨荣、杨士奇和杨溥在内的阁老们，认为其是一名忠宦，故而后来王振再来内阁传旨时，内阁的阁老们把王振请到屋内就坐，毕竟王振代表的是皇帝。
虽然王振表面上讨好朝中的文武重臣，装出一副事事顺从的模样，但内心仍然按耐不住攫取权利的****，一有机会就扩张自己的势力，而且常在私下里劝正统帝用重典制御臣下，反对开“经筵”、倡导文治，建议发展军事、以武治国等等。
正是由于王振联武治文，故而内廷与勋贵集团的关系相处的比较融洽，在王振看来文官集团的威胁要远远大于勋贵集团，双方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